首先，辨证同治回乱时，大荔县羌白镇八女井事。
现在许多人以为八女井在同治回乱中最先遭屠，以讹传讹。这种说法，来源于杨毓秀《平回志》：
王柯村、羌白镇，与大荔之八女井邻。井民强悍，稔知回之将叛也，甲戌，合众万余谋歼回。富绅李树德闻而往解之，且与回议和。回佯许之。井民信之，遂散其众。不数日，事起。井民骤不及备，皆束手受屠，而树德乃仅以身免。
而事实上，《平回志》本身即是一本错讹极多的书籍。从《大荔县旧志存稿》与《大荔县续志》等史料中，可知《平回志》中所记之事存疑。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，大荔汉民与王阁村（即《平回志》中所记“王柯村”）回民确有一战，但此战汉民并非仅八女井村民，而大荔洛河南北两岸各村居民，齐至八女井抵御王阁村回民。据《大荔县续志》中载，回民确实有议和之举，但并非汉绅如李树德主动往解，而是被动应允。汉民确实相信回民议和，因此散归，但回民当即趁汉民不再防备，将其合围于八女井之二郎庙，汉民死者近千人。
当是时，八女井村并非“皆束手受屠，而树德乃仅以身免”，这样的文字，是文学家的春秋笔法，是夸张与报应之说，并非信史。据《大荔县旧志存稿》可知，当多隆阿扎营大荔之时，八女井富绅李春源仍居八女井，且赠金慰军。
今天亲身去到八女井，在李氏家族墓地，得见李树德族叔李怀珍墓志铭，更是佐证两部大荔旧志所记方为信史：
同治纪元之四月，逆回变起大荔沿沙一带，毒痛尤甚，聘卿李公仓皇奔走，避居澄城县南廓，惊忧成疾，以七月初九日未时，卒于旅次。时贼势猖獗，未得归葬。今将以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巳时，葬于所居八女井村北。
可知史实为当大荔回乱变起之时，八女井富绅李家多有逃散各地，因此也才有多隆阿驻军之时，有盗匪在八女井掘得窖金之事。同治四年，陕西回乱渐平之后，逃走各家方才返回八女井，或回旧居，或葬旧穴。
不幸的是，“ 六年正月十五日庚午黎明，回贼突至八女井，烧毁多公祠，杀伤乡民颇多。”
而这一次才是八女井最大的惨祸，罹难者不仅只是壮丁团勇，而是包括李家富绅多人，比如，捐资修筑大荔节义祠的吕宜人之夫，李春三。
在倡建节义祠的署同州府知府余庚阳的《创修节义祠碑记》中记到：
前此大荔绅耆，以回民礼拜寺禀官批准，就此修祠。因经费不足，未果。予履任后，见绅耆，言及此事。维时，候选同知李君春源称有吕宜人者，系其已故出嗣胞兄、候选同知春三君之妻。闻此工未兴，原捐家资为之。用是鸠工庀材，土木俱兴，经始于同治八年十二月，至九年三月，厥工告峻。
可知前此捐资以助多隆阿军的李春源，即是李春三的出嗣胞弟，与吕宜人亲缘极近。吕宜人愿意出资兴建节义祠，国恨之外，更是家仇：
吕宜人青年矢志，节凛冰霜，仍念殉难男妇，思有以妥其幽灵，建此祠宇，并隆享祀。
遗憾的是，今天傍晚，可以确定无疑地落实，那座纪念大荔一万两千同治回乱殉难者的大荔节义祠，确实毁灭了，而且所有遗存，片瓦无存。
昨天跑遍大荔县各相关部门，惟有文物局主任未在岗。傍晚时从羌白镇返回，再去文化馆，文物局办公室大门紧锁。一位胖而健硕的工作人员询问我的来意，得知他是大荔县文物稽查队队长，而且从未得知文庙后巷大荔县清真寺中有文物。
文物局陈主任在开会，在稽查队等候片刻，得以相见。是一位清瘦的女人，言语间多有掩饰。从他们的对话中，我昨天到访寻问此事，他们已然知悉。
令我好奇的是，从他们向我反映的情况来看，曾经有一位北京的教授，与相当几位不明来历的人，都曾经到文物局打听过清真寺内相关文物，不知是谁？不知何意？
与陈主任反覆说明只为寻找文物下落，并不是也不能追究文物毁灭的责任——因为并未确定为文物，而且如此湮灭无踪，因此完全无法追究责任——陈主任这才作恍然大悟状，说明了一些情况：
2008年，大荔县内文物普查，文庙后巷清真寺西侧，另有清代民居一所，便是当时普查入库的文物。但是当普查员要进入清真寺时，遭到清真寺方的阻挠。涉入民宗，普通员只好放弃职责，没有入内普查。反映到文物局时，陈主任也表示没有办法，因此不了了之。大荔县节义祠就此错过被认定为文物并得到保护的机会。
从昨天与大荔县清真寺马清元阿訇的交谈中得知，他们对于原大殿为节义祠以及殿内记名碑上姓名为谁，是了然于胸，并且耿耿于怀的——他急于告诉我这件事情，并且以最终“踩他们的先人”为傲。当然，前提是他把我这位“来考察各地清真寺”的外来人想当然地认定为回民。
所以，2008年清真寺拒绝大荔县文物普通员进入清真寺普查，我以为其意当然不是担心普查员这一马阿訇口中的“卡菲勒”污染了清真寺，而是担心一但大殿被认定为文物，一来无法毁损，二来无法扩建。
就此，关于大荔县节义祠及记名碑的下落，大荔县文物局确定不知，也不可能为其他相关部门保存，所以笃定湮灭。
当我把结果发在微博以后，我看见一条回复：人，死了两次。
当时我正走在大荔县喧嚣的街头——三八妇女节，下午女人们都放假逛街——却感觉寒冷与悲伤。
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本可以做些什么，却就这样让他们在孤独无助中湮灭了。
我们都是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