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羊贩回民，践食麦苗」的地畔之争，并非陕甘咸同一地一时，而是贯穿有清一代的社会性问题。
学界共识，同治回乱源起于地畔之争。
汉人务农，回民贩羊，冬春草尽，驱羊入田，啃食麦苗，是造成汉回「积不相能」的主要原因，也是远因，其他一切日常冲突均源起于此。
马长寿五十年代在陕西田野调查，亦不能否认地畔之争，但却通过材料的整理试图将地畔之争归纳为次因，反将由此带来的官民积愤归为主因，颠倒因果，也成为后来「民族史学界」惯用的抹黑与洗白的伎俩。那么，地畔之争，究竟是陕西一地的，咸同一时的，还是全国性的、长期性的问题，这对于厘清同治回乱的起因大有关系。
好在只要不是刻意剪辑，我们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，清代贩羊回民在冬春草尽之时，驱羊毁田，是其惯技。虽然此举有其「不得已而为之」之处，但归根到底侵害了他人利益，更有甚者，当利益受损一方试图维护权益时，往往还会遭受进一步的暴力加害。在陕西关中，正是因为这样长期的矛盾积累，才制造了汉回人民间的广泛对立，是日后的大规模冲突的诱因。
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，距离同治回乱约100年前），直隶总督杨廷璋便曾奏报有直隶广平县（今河北邯郸广平县）回民贩羊，践食麦苗，持械行凶一案。回民羊贩马忠与毕元行等七人，驱羊群进麦田啃食禾苗，田主杨二制止，七人又将杨二打伤。乡邻报官，差人来拿，却又畏于回民强横，不敢抓拿，任令主犯逃逸等情。总督杨廷璋奏报拟将行凶回民流放。
满清立国之初，对于回民并无偏见，即便顺治朝即发生了米喇印与丁国栋之乱，清廷也只简单认为是前明势力的局部反扑，而无针对于其宗教族群的特别印象。直至雍正朝，当安徽按察使鲁国华因回教的各种习俗与汉人不同，预防性奏报请查禁回教时，还遭到雍正皇帝的严劣斥责，并严禁：
向后傥回民本无过愆，而大小官员等，但因其习尚少有不同，以此区区末节，故意苛求，妄行凟奏者，朕必严加处分。
然而到了乾隆朝，更多的问题开始出现，西域回变，甘回教争（花寺的早开晚开之争），各地屡屡发生回民恃强凌弱的不法行为。回民尚武，且多从军，比如陕西提督驻在地固原，绿营兵中八成为回兵。回兵战斗力强，这也是后来太平天国爆发后，各地纷纷请调陕军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然而势强便难免凌弱，乾隆时期的固原，便因为回民官兵之间「谊重教亲，任其肆横」，出现「举城兵民道路以目」的恐怖景象。
前任杨宏署提督三年，召募回子九百余名，且谊重教亲，任其肆横，举城兵民道路以目。
乾隆十五年广西提督豆斌密奏。
因此在乾隆朝时，刑部开始几次修改律例，加重对回民犯罪的处罚，尤其是对其「聚众」（三人以上）与「持械」的治罪。无疑这样的改变，直接取决于乾隆皇帝本人的意志，乾隆皇帝对于回民的态度，显然一改乃父的宽容，于是在上谕中，指责杨廷璋拟遣的惩处畸轻：
杨廷璋奏，羊贩回民，践食麦苗，持械行凶一折，所办尚未甚合，已于折内批示矣。此等不法回民，敢于结伙多人，驱羊恣食麦苗，村民出与理论，辄行持械凶殴，致因伤多人，迨官役往捕，又敢不服拘执，情罪甚为可恶，仅拟外遣，不足蔽辜。着传谕杨廷璋，即速严行审鞫，将起意拒殴为首重犯，应照光棍例拟罪。其擅驱羊群食麦，及动手伤人之犯，并发往伊犂厄鲁特为奴。即在场随从情节较轻者，亦应发往烟瘴地方。如此分别严惩，庶此等凶徒闻之，各知炯戒。如案内尚有未获逸犯，务即上紧缉拏，全行弋获，按罪究治，毋任一人漏网。其余各州县，如有似此凶横羊贩，不法滋事者，并着照此办理。
所谓「光棍」，即职业流氓，「照光棍例拟罪」，清代可处斩立决。可见乾隆皇帝对于回民凶犯加等治罪的决心：主犯斩，从犯流极边为奴，即便只是参与在现场的，也发烟瘴地方。并且通谕各州县，再遇类似案件，即以此加等治罪为判例。
对于不能秉公持法，严肃法纪的官员，，乾隆皇帝也颇为震怒，斥责广平县知县刘毓德「怯懦无能」，斥责一众差弁「恇怯恶习」：
捕役拘拏人犯，遇有凶横之徒，尤当尽力擒捕，送官重究，庶足以戢暴安良。乃该差等目击凶犯聚殴民人，不即立时擒捕，转畏其凶势，不敢向前，公然当场纵放，此种恇怯恶习，不堪已极，不可不示以惩创。着传谕杨廷璋，即行查明彼时差役几人，详晰研讯，应责惩者责惩，应革役者革役，毋稍姑息。
作为基层执法者，「恇怯」是为「恶习」，却又难免，一来担心能力不足，二来担心惹出更大的麻烦，因此总希望息事宁人。息事的加害方，不知炯戒，加害的行为只会愈演愈烈；息事的受害方，知道官府不可恃，倾向于私刑救济，是才会有后来专门以武力解决「入田之羊」的「羊头会」。缠斗日久，仇恨愈深，直至在某时突破临界点而爆发，酿成亘古罕见的兵燹仇杀。
因此秉公执法——宽严相济而非一味从宽——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。虽然可能一时一地因为法律的无情而导致暂时的波动，但却如治水易疏而不易堵，释放矛盾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，只求一时安稳，强压问题以偷安，只怕为害终将深远。